职业教育教材管理具备鲜明的特征。一是国家统筹与分级负责。教材是“国家事权”,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我国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级规划、两级审定、三级建设”职业教育教材管理体制。其中,“两级规划、两级审定”保证了党的教育方针落地,“三级建设”保证了职业教育教材体系的多元化、灵活化建设。二是突出产业适配性。职业教育教材需紧跟产业技术迭代,如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等新形态教材形式要实时更新职业岗位新标准与新要求,确保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同步。三是管理复杂度高。职业教育教材类型多样,在数量方面,“十四五”首批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就有7251种,包括职业本科教材、高职专科教材和中职教材,较难协同管理;在形式方面,教材涵盖纸质教材、新形态教材、操作手册等,难以统筹管理。
	
	尽管职业教育教材管理的顶层设计逐步完善,但在现实层面,其管理实践仍面临多重挑战。例如,职业教育教材开发与企业需求存在“时间差”,教材质量评估多依赖人工抽检,难以实时、快速地追踪教材使用效果与适配性。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成为职业教育教材管理的“智慧大脑”。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撑下,教材内容与使用审核效率得以提升,可以更便捷地识别教材中的政治性、规范性风险。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破解了经验主导的路径依赖。通过构建职业教育教材使用监测平台,实时采集职业院校教学行为、学习成效等数据,借助人工智能快速准确地分析教材使用情况。在实践中,已有职业院校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探索出了教材管理新范式,如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构建的跨越多场景的“一云纳管”管理模式。
	
	职业教育教材管理的智能化建设,折射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方向。首先,在管理层面,实现了从“经验管控”转向“精准治理”,实现教材质量可追溯、问题可预警、决策可量化。其次,在服务模式层面,实现了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供给”,分析预判产业趋势与教学需求,提前规划相应教材的开发方向。再次,在生态构建方面,实现了从“封闭管理”转向“开放协同”,打通“政校行企研”多方主体之间的数据壁垒,形成标准共研、资源共建、风险共治的教材治理新生态。